伯尔曼夫人于1974年11月生下女儿莎蓉。产前，伯尔曼夫人怀孕时一直由爱伦和阿塔迪医生照料和看护。然而，不幸的是，莎蓉患上了“先天痴呆症”。因此，伯尔曼夫妇将这两位医生告上了法庭，认为医生偏离了通常的医疗标准，没有告知伯尔曼夫妇“羊膜穿刺”测试方法。医学研究表明，此种测试方法的准确率很高，其误差不会超过1％。

　　伯尔曼夫妇提出了三个诉讼请求：第一，代理莎蓉向被告提起“身体损害和精神创伤”赔偿请求；第二，伯尔曼夫妇对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诉讼，理由是因被告的过错而使原告生下了先天残疾的女儿；第三，伯尔曼夫妇对被告提起医疗和其他费用的赔偿请求，以弥补将来对孩子养育、教育和监护的费用。1977年11月4日，初审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不服而一直上诉到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该院帕西曼法官代表其他承审法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帕西曼法官认为，莎蓉提起的诉讼，法律上称为“不当生命”诉讼。正常情况下，如果医生不存在过错，母亲将会生出健康和正常的胎儿。本案中，如果被告事先向莎蓉的母亲通告“羊膜穿刺”测试方法，那么莎蓉的母亲就不会把莎蓉生下来，莎蓉也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帕西曼法官承认，该院法官们确实不愿否决莎蓉的诉讼请求，但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战胜了感情的冲动：首先，生与死的价值及损害实难量化；其次，当莎蓉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法律并不承认她受到了伤害，因为她先天就存在着缺陷，而那个时候，她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上的人。同时，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都不能充分享受这个世界所赐予给人类的所有幸福。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爱与被爱、痛苦与快乐，这个生命就是有意义的。因此，生总是比死要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所谓的生命的神圣性。所以，帕西曼法官否认了莎蓉的“不当生命”诉讼请求。

　　就伯尔曼夫妇提起的诉讼，法律上称为“不当出生”的诉讼理由。也就是说，由于被告的过错，导致了原告夫妇生出了本不该出生的女儿。原告声称，由于被告没有通告“羊膜穿刺”测试方法，原告因此而失去了流产的选择权。帕西曼法官认为，早期的法律否认不当出生的侵权行为诉讼，原因有二：一，此种损害难以计算；二，公共政策不允许。近年来，法律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少，确认了妇女流产的选择权为宪法性权利，公共政策也不再反对这种诉讼。因此,帕西曼法官支持了原告的“不当出生”诉讼请求。在此，麻烦的事情是损害赔偿的量化问题，因为被告的过错仅仅只是导致了原告选择机会的散失，而仅仅因此而就让被告来承担先天残疾儿童的养育、教育和监护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过，原告所受的精神损害则是可以量化的，近年的法律已经将这些损害转化为了金钱的价值。

　　最终，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裁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医疗和其他方面的费用，但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解读】

　　1．这个案件典型地涉及到了所谓“产前侵权行为”的诉讼问题，包括三类：不当生命、不当出生和不当怀孕。

　　2．不当生命是指儿童作为原告对医生或者父母提起的诉讼。美国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于1884年曾经有着经典的评论，他反对这种诉讼，理由是侵权行为发生时，该儿童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另外，如果承认这种诉讼，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因为生活的不幸而诉之于法律。

　　3．不当出生是指父母对医生提起的诉讼。美国早年的法律也否定这种诉讼，二战以后，法律发生了变化，许多法院都承认这种诉讼的合理性，从而确立了不当出生的侵权行为诉讼。

　　4．不当怀孕是父母不愿生孩子，但是由于医生节育手术过失或者指导过失，母亲有了身孕，而控告医生的诉讼。这种诉讼的原告有时也可以得到赔偿，通常包括：母亲怀孕的痛苦，怀孕、流产和生产的费用，以及这段时间的工资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