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病人对医生的信赖责任，没有将所有实质性影响病人权利和利益的事实完全和公正地揭示出来。原告声称，如果阿拉图夫妇早点知道阿拉图的真实病情的话，他们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个人事务。他们也许会放弃既耗时又痛苦的化疗，也许会重写遗嘱以避免不利的税率，还可能会卖掉阿拉图先生的公司或找个人来打理，更不会签署两份需要阿拉图在健康状态下才能完成的商业贸易合同。

　　初审法院的庭审焦点集中在“公开病人生命期望值”的标准上。陪审团成员认定，被告已经公开了所有必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已经可以帮助阿拉图先生对于治疗方案作出决定。而对其他的公开义务，陪审团并没有得到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告不服而提起上诉。

　　上诉院大法官赫兹首先论述了该州1990年的一个先例所确立的规则：医生的公开义务不仅仅局限于治疗的危险信息，而且还包括某些与病人健康无关的个人事务。这些事务可能是研究性的，也可能是商业性的。如果医生没有得到病人的授权或者违反了这种信赖的义务，那么这就可以构成一种诉讼的理由。在本案中，被告认为自己没有义务给阿拉图先生提供生命期望值的统计信息，同时，也有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陪审团得出这样的结论：“阿拉图先生没有必要得到生命期望值的统计信息而决定是否接受化疗和辐射治疗”。

　　赫兹大法官则认为，如果没有癌症严重程度和存活率的一般信息，以及没有通常影响病人的方式和过程的信息，那么病人就没有办法来明智地评价已经掌握的信息。特别是在治疗具有严重的副作用和最终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部分的信息公开可能构成虚假陈述，也可能造成误导。同时，被告也忽视了这样的事实：病人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完全有可能从其他来源得到并不可靠或错误的信息。当病人要求获得真实情况的时候，医生有责任提供准确的和专家性的信息。

　　赫兹大法官宣布，就本案而言，原告应该得到的赔偿不仅包括阿拉图先生的治疗费用，而且包括时间的损失和不能够明确推算出来的身体衰弱损失。另外，按照先例，如果医生违反了信赖义务，那么，除了可以判定损害赔偿外，还可以判定惩罚性赔偿。最后，上诉院的结论是将案件发回重审。

　　【解读】

　　1．此类案件的关键之处在于，医生对病人负有一种信赖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讲“医生要将实质性影响病人权利和利益的所有事实全部和公正地揭示出来”。如果医生没有尽到这种义务，病人有权利诉诸于法律并得到赔偿。

　　2．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病人公开信息的范围，这也是原、被告双方争论的分歧所在。在这个案件中，原告提出的是要得到生存期限的信息，从而合理地安排有限的时间；而在法官引用的那个先例中，范围更加广泛，其信息甚至包括医生与病人病情有关的研究工作和商业活动。

　　3．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认为可以适用惩罚性的赔偿。在医疗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先例并不常见。一般情况下，适用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要求有医生的主观恶意。